4月初，2008北京奥运火炬开始全球传递的时候，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华盛顿召集了一场名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群体：政治与政策前瞻”的研讨会。

     与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囊括了美国政府中的高级别对华工作者、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等顶尖智库研究人员，以及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以研究中国问题见长的高校学者，可以说是美国朝野关于中国2008年及今后数年内发展方向的一次高规格研讨会。

    中国领导人“问题意识”更加强烈

    现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芬格（Thomas Fingar），对2008年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了全景式的分析。芬格曾长期在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工作，负责中国、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信息分析，并担任美国多个智库的特聘研究员。

    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研究中国领导阶层有三大关注点。

    首先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家的培养方式，如领导人个人的道德修养、教育背景、社会经历等。

    其次，从“体制层面”观察中国政治家。这个角度把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政党体系、经济体制、司法制度等社会结构有机地联系起来，观察政治家的“培养过程”。而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事务，中国政治家的外交能力也是一个观察点。

    第三点，“问题意识”。目前，中国的政治家首要面临的政治使命是解决国内现存的各种问题，其中既有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也有众多的社会、环境、能源等问题。

    除此之外，中国的大环境---30年的改革开放和传统中国文化教育背景也是不可忽视的考量因素。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问题意识更加强烈。”芬格在会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认为，全球化已经对中国领导层的世界眼光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如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角色变化，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来说，是常遇常新的挑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领导人观察》杂志编辑艾丽斯.米勒（Alice Miller）则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随着新生代政治家的加入而更有活力。

    米勒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集体领导制度正在走向“新的成熟”，这首先体现在领导人的不断年轻化上，这批新生代领导人年龄普遍在50多岁。“他们年富力强，教育背景也更加多元化，包括了法学、经济学、历史学。 ”

    “所谓的‘共和国一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阶层，较之前辈，他们较少保守思想，对政治经济改革持积极态度，同时也不愿意再次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状态。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在中国的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我称之为‘谷歌一代’，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与父辈相比，更少意识形态因素。”芬格说。

    向美国人介绍重庆开县的“八步工作法”

    长期关注中国地方政改的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除了中央层面，地方政务改革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观察点和亮点。

    在这场研讨会上，他专门向美国学者介绍了内陆直辖市重庆政府的“八步工作法”。

    傅介绍说，所谓“八步工作法”是重庆市开县麻柳乡首先提出的农村创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共分八大步骤。首先乡政府提出公共设施建设需要，然后深入调查收集民意；第二步，乡政府召集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审定方案；第三步，做好舆论宣传；第四步，多次讨论，最终以民主方式确定方案；第五步，进行村民投票，赞同的达到85%才予以实施，否则暂缓；第六步，进行工程分包；第七步，各村民小组组织实施；第八步，竣工后向公众通报预算使用额度。

    “值得提醒的是，建设公共设施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村民。”傅特别指出。

    “我在2002年前后去过麻柳乡。当地的农民朋友告诉我，因为征地的原因，他们对乡政府的作风非常反感，” 傅士卓告诉记者，1998年后，当地政府改变思路，探索了新的管理方式，用“八步走”的方式重新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傅教授向美国专家们介绍说，开县的做法和美国乡镇公共建设管理有相似之处。美国地方乡镇需要征收税款来建设公共服务，有时候还需要向银行借款偿还。无论开支多少，只要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镇一级的议员就要和民众进行协商，争取投票获得通过，在保证公开、公正的情况下增加公共建设投入。

    “这个案例的启示在于，中国地方政治中的‘民间智慧’总是不缺乏，关键在于能否保持下去，有没有制度上的依靠。”傅士卓告诉本刊记者。

    傅士卓同时表示，他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变化持乐观态度。他用并不流利的汉语说：“农村问题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政府应加大力度提升农村的公共建设。”

    “找到新的介入公共生活的角色”

    与会专家们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内部的问题目前仍是中国领导层最大的挑战所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遇到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问题派生出来的，比如物价上涨、能源短缺等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前世界银行驻中国经济学家盖保德 （Albert Keidel）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的食品价格居高不下，政府如果被动采取增加工资的措施，会引发更大范围的通胀。而为抑制通胀加息或采取其它经济调整措施的话，则可能明显影响经济增长，并可能招致社会的反弹。

    2008年2月，东京西方七国（G7）财长会议中，欧美财政界指出，鉴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常性项目盈余和国内通货膨胀，应建议中国加速人民币升值。

    盖保德认为，目前接受人民币升值加速的理由并不充分---“食品的价格确实涨得很厉害，但是将中国通货膨胀归因于进口价格上涨是错误的。”他认为，“新的中国经济决策者应有效利用利率杠杆来保护民众对于经济增长利益的分享”，“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大幅提高实际存款利率或根据未来的通胀率对其进行调整，温和的价格上涨也可能引发一场通胀危机，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很不利。”

    此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观察到，中国的民众对于政府能够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抱有非常高的期望，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找到新的介入公共生活的角色”。